博文
本·拉登之死和公众反思死刑
徐 贲
美国作家马克吐温说过：“我从来不曾希望谁去死，但却满意地读过某些讣告。”许多美国人似乎以类似于马克吐温的心情获悉本·拉登的死讯，而我觉得，这一说法用于药加鑫被判死刑，或许更加确切。这是因为，在美国人民与本·拉登及其领导的恐怖主义组织之间，存在着一种“战争”的关系，而反恐怖斗争所进行的是正义的战争。战争关系是你死我活的，而在药加鑫与他的社会之间，则显然并不存在这样的关系。在正义的战争中杀死一个敌人，与通过死刑处死一个犯重罪的公民，这是两种不同的情况。
美国哲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纳斯鲍姆（Martha Nussbaum）对美国正在进行的两场战争作了这样的辨析：阿富汗战争是一种对挑衅的回应，“我们可以合乎情理地认为9.11袭击肇始于此。这次战争可以被辩解为对一种侵犯的报复性反应，正如美国对日交战正当地回应了日本对珍珠港的侵犯一样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你可以将其视为正义的战争。”而伊拉克战争则不是这样，伊拉克没有侵犯美国本土或其他地方，“这场战争是不正义的，非常明显的是，即便人们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存在着来自伊拉克的侵犯的可能性，正义战争的学说也不会允许先发制人地发动战争。”
本·拉登的战争是非正义的，他不仅用恐怖手段袭击美国，也袭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，他手上所沾的无辜者的鲜血，不仅有美国人的，也有阿拉伯人的。他的死讯在美国被普遍视为“正义的胜利”，这是在发布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的死讯时所不曾有过的。今天，即便在庆祝“正义的胜利”之时，许多美国人也还是尽量把“本·拉登之死”与“庆祝”分离开来。
5月16日一期的《新闻周刊》上，有著名犹太作家、纳粹集中营幸存者威塞尔（Elie Wiesel）对本·拉登之死的评论。奥巴马于5月1日宣布本·拉登之死的消息，对威塞尔来说，这一天也许有特殊的意义，因为66年前盟军宣布希特勒已死的消息，也是在5月1日。威塞尔说：“处死一个人，任何一个人，都不是应该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。对死亡，任何人的死亡，我们都应该严肃地、思考地去对待。”但是，由于本·拉登夺去过太多无辜者的生命（希特勒当然更加如此），“他罪有应得”，因此，“美国人以满意的心情获悉他的死讯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”
同一期《新闻周刊》上，还有吉亚考尼（Max Giaccone）的一篇文章。9.11事件发生时，他父亲遇难，那时他才10岁。他写道：“我不想说我是在庆祝某人之死。……但是，我觉得很振奋，知道那个谋杀我父亲的人已经在地球上不再存在，这本身就是一种好的感觉。”
药加鑫残酷地杀死了无辜的张妙，对张妙的家属来说，知道残杀张妙的人已经在地球上不再存在，肯定也会是一种好的感觉。但是，由于药加鑫与社会之间并不存在必然你死我活的关系，一个理性的社会会把“药加鑫的死刑”与“死刑”加以区分，而不是从一边倒的赞同“药家鑫死刑”变成了一边倒的赞同“死刑”。不久前，沈阳市小摊贩夏俊峰被判死刑，原因是在被城管人员收缴谋生工具，双方发生肢体冲突时，用刀将两名城管人员杀死，致使另一名执法人员重伤。一边倒的赞同“死刑”，又该如何看待夏俊峰的死刑呢？
一个理性社会需要既能严厉惩罚药加鑫这样的恶徒，但又能够在这之外，思考死刑是否具有普遍的正义性。死刑本身并非正义，因为死刑固然可以杀死“该死”的人，但也可以杀死不该死的人。更何况，在法治不彰的情况下，死刑奈何不了那些可以用法律之外的手段得到生命保护的人。另一方面，废除死刑也不等于有了正义，也不等于就可以保证有人不被用别的办法弄死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有没有死刑事实上已经变得不相干了。然而，也正因如此，整个社会才特别需要思考死刑，并由此进而思考普遍的社会正义和普遍的生命价值。
即使在一个法治的国家里，判处一个人死刑，允许死刑的存在，情况也要比在反恐战争中杀死本·拉登来得复杂。旧金山地区的检察长加桑（George Gascon）就有这个体会。作为检察长，加桑的工作就是起诉罪犯，包括死刑罪犯，而他个人在死刑问题上却并不认为死刑是一种好的惩罚工具。他在《旧金山纪事报》上发布过一篇文章说，他当了30多年的警官，见过无数的犯罪行为，包括罪大恶极的杀人案。这使得他难以承诺不会对犯罪人提出死刑公诉。现在的美国法律还有死刑，检察长有执行这个法律的责任，在人民同意改变现有的死刑法律之前，他的公务责任比个人对死刑的看法优先。但是，这并不妨碍他对死刑和死亡本身进行威塞尔所说的那种严肃思考，而思考的结果是，看似正义的死刑背后往往隐藏着非正义的因素，一个真正有正义感的社会是不能够长期忽略这个问题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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